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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约缔约国大会是《公约》的最高决策机构，每2～3年召开一次，主要任务是：讨论各缔约国提交的对《公约》附录所列物种进行修订的提案，调整有关贸易的管制范围。

鉴于IPCC报告是气候变化谈判的科学基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日前宣布，将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对其进行调查。此结论援引于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该报告作者声称，他们的依据来自《自然》杂志。

同时，他强调，气候变化属于基础性研究，不能有急功近利、浮躁的心理，没有个5年、10年是不可能有阶段性成果的，我们要有耐心。NIPCC用的是和IPCC一样的数据，为什么他们就能说出不同的观点？丁仲礼如是说。他希望国内的学者能对气候变化的基础问题，特别是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敏感性、气温自然变化的幅度及速率等问题做真正的独立研究。他解释说，灰色文献指的是未经同行评审或未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也包括各国政府部门的权威报告，甚至一些非英文的学术论文有时也被当作灰色文献。而国外学者往往都是对一条结论提出半页纸甚至是几页纸的修改意见。

引用灰色文献关键是要透明，也要有严格的程序。此外，丁仲礼表示，我国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投入不小，也开展了大量的工作。她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改善基层环境教育，同时发挥政策监督机构和新思想孵化器的作用。

多好才是足够好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教授齐晔指出，在朝着低碳社会目标发展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国家范围内，此种情况也只不过是差强人意，王教授补充道。部分问题须归咎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许多主要的城市中心正在重蹈美国城市的覆辙，周说道。需要蓬勃发展的远不止于此，宾夕法尼亚大学材料科学和机械工程学教授约翰·巴萨尼（John Bassan）说道。

在中国，当今政府容许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但他们未必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尽管民间社会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对当地的污染与全球碳限制之间进行协调。

嘉士登认为，城市化、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为现代中国的民间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前任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指出，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与发展减排技术相比，让人们改变生活方式要难得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加大了他们作为环保问题的公众代言人的作用。美国的人均能源生产量的效率是中国的四倍，但从能源消费量来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如果发现减少汽车排放的新方法，人们只会更频繁地开车，他说道。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碳税可能会使煤炭涨价，使那些较为环保的其它类型的燃料更具吸引力，从而最终减少碳排放，曹说道。他表示，我们应当侧重于可实现的最佳解决方案，而不是无法实现的最佳解决方案。

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未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3月9日，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在清华的校园内联合举办了一场题为走向可持续的未来：跨文化研究和技术创新（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研讨会。这是一种非常清洁的能源，我们必须尽其所能，寻求利用这种能源的方法。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放松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 – 当时正值非常矛盾的时代，资本形成的手段尚未充分确立。美国的多数政策针对的是制造业和商业而不是消费者，齐教授说道。

德里斯勒指出，按中国的经济规模来看，中国提出的降低40%至45%的碳浓度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目标。全球的法律看上去很美，但在施行方面却存在不足，特别是由于各国对法律本身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理念的改变会对行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周说道。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要焦点，特别是太阳能，巴萨尼说道。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未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我们能做些什么？3月9日，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在清华校园举办的联合论坛上围绕各种解决方案展开了辩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因需要在武汉进行城市扩建而掏空了国库，此时，私人团体介入并帮助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造桥梁和公路等。

但这种情况将很快发生变化，嘉士登说道。但是，周也肯定了气候变化运动的整个进展，从法律结构到国家针对个人消费制定的政策。

环境保护是困难的，他说道，我们还必须提高效率。目前，中国70%的能源来自煤炭。

从角逐国家利益到技术知识匮缺之争，再到由谁来为环境恶化买单的跨国争论，从全球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挑战层出不穷。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非常乐观。

王指出，需要呼吁许多利益相关者对此采取行动 – 包括政府部门、政治家和企业高管 – 以增加他们在环境问题中的参与。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她说道。这些民间组织汇集了优秀的科学家、政策分析师等专家，他们提出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在推动立法和提起诉讼以加强施行力度方面发挥重要角色，嘉士登说道。目前，政府选择用一种体制来敷衍了事，对民间组织的发展采取既不禁止也不鼓励的方针。

国家领导人日益认识到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重要性，因而出台了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法律。如今，美国对国际法方面的态度比过去十年要友好得多，国内新一代的绿色捍卫者在促进环境议程时也比他们的前辈更加积极果断。

虽然可供选择的可再生能源有不少 – 包括风能、生物质能等 – 但他提出，从长远来看，太阳能可能是最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有助于了解政策的侧重方向。

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未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3月9日，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在清华的校园内联合举办了一场题为走向可持续的未来：跨文化研究和技术创新（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研讨会。在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的两大来源国正是寻求解决方案时的两大[障碍]，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雅克·德里斯勒（Jacques DeLisle）说道，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的问题尤为突出，而且有着很多复杂的异同点。

这是一种非常清洁的能源，我们必须尽其所能，寻求利用这种能源的方法。更糟的是，国内许多城市正在效仿北京的发展模式，建造他们自己的不可持续的城市建筑，宽阔的林荫大道、杂乱的郊区和分散的商业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对当地的污染与全球碳限制之间进行协调。多好才是足够好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教授齐晔指出，在朝着低碳社会目标发展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她说道。

在美国，民间部门已经成为许多变革的源头。尽管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但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 – 中国和美国 – 有责任为其他国家树立典范。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人的环保意识仍然很低，导致此等法律的施行不利。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未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我们能做些什么？3月9日，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在清华校园举办的联合论坛上围绕各种解决方案展开了辩论。